廉洁深圳丨强化对国企纪委的领导,深圳破解国企同级监督难题-am8亚美登录安卓版下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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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/01/13
廉洁深圳丨强化对国企纪委的领导,深圳破解国企同级监督难题

国企监督者真敢在自家企业里拉下脸监督同级班子、铁下心办案、叫板企业违规经营决策吗?

在企业内设纪检监察机构同级监督难问题突出的当下,深圳给出的答案是:敢!

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2017年,深圳市某企业副总受贿600余万元的要案,就是由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从一份监事会报告中检查揭露出来的。

深圳国企纪委书记敢于监督的底气,来自于以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模式为核心的国企监督体制改革。自2016年起,深圳市从推动国企纪委书记与企业在人事和薪酬上全面脱钩入手,率先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,破解国企同级监督难题。

“国企监督哪里去了?”

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、资产聚集的国企,历来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。深圳同样如此,仅2015年上半年,就有3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。大量案例不断证明,监督一旦弱化和缺位,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,滋生腐败。

权力失范缘于监督缺位。国企腐败之所以多发易发,内设纪委没有发挥有效监督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尽管深圳国企较早进行了市场化改革,直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对较完善,但企业内设纪检监察机构同级监督难问题同样突出。从深圳市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问题来看,国企领导人员的腐败问题,极少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构揭露出来的。

国企纪委的监督到哪去了?“以往企业的纪委书记,从参加工作,直到退休都在企业,别说一把手,就连同事和下级可能都不好意思得罪。一个单位的同事,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如果纪委书记真的查了一个案子,以后可能在单位都混不下去了。”深圳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、市监委主任张子兴表示,过去,企业一把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纪委书记的升迁及薪酬等级,纪委书记的腰杆子压根就挺不直。另一方面,企业纪委不能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,也是导致监督不到位的重要原因。

强化对国企纪委的领导

“不能查案的纪委书记,作用还不如花瓶。”深圳市纪委监委认为要让企业纪委发挥作用,破解国企纪检监察机构同级监督难问题,就必须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,增强监督权威性、独立性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给深圳市提供了改革新思路。深圳市纪委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国资委党委对国企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行大胆探索,提出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的改革办法。

根据改革办法,深化市管企业纪委书记由市纪委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国资委党委提名考察,市委组织部任命,市国资委依法定程序委派或者推荐担任监事会主席。

改革后,这些企业纪委书记,除了在人事任免上与企业脱钩以外,考核、交流、薪酬、待遇等与企业完全脱离干系,从而让纪委书记与企业在人事和薪酬上完全脱钩。纪委书记的升迁,不由企业来决定。干一段时间后,还要交流到别的单位。直管企业纪委书记由过去的内部产生,变为了上级选派。纪委书记真正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。明确权力来源,理顺管理体制,为企业纪委书记履行监督执纪问责打下了基础。

同时,根据改革方案要求,企业纪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,主持纪委和监事会的全面工作。监事会在日常经营检查中发现问题,由纪委进行追责和督促解决问题,同时向上级报告,有效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力度。纪委书记是党内监督职务,监事会主席是公司法人治理的三驾马车之一,两者合二为一的探索,在广东省内尚属首次。

2016年12月,深圳市率先在6家企业试点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。2017年,市国资委党委、纪委快速响应,在直管企业全面推行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新模式。目前,在深圳市直管企业中,除规模较小、未设立党委以外,21家企业实行了新模式。同时,企业结合实际,逐步向基层延伸推广新模式,深业、地铁、机场、能源、水务、燃气、农产品、特区建发、深国际、天健、特发等11家企业已启动试点工作。

新模式下,既授予纪委书记“尚方宝剑”,确保其履职独立性和权威性,又通过建立健全分工协作、履职记录、考核评价等工作机制,给纪委书记戴上“紧箍咒”,确保纪委书记积极作为。2017年以来,国资国企系统监督执纪工作实现办案数量、质量“双突破、双攀升”,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、存量逐步减少。

纪委挺直腰杆监督执纪

“过去企业纪检监察干部大多是从本企业成长起来,查办本企业的案件,自然顾虑较多、压力较大。”深圳市纪委监委派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认为,改革让企业纪检监察干部摆脱了从前的尴尬处境。“如果说以前是纪委书记怕得罪企业老总,现在纪委书记监督企业老总应该是理直气壮了。”

如今,在新模式下,监事会主席的监督涵盖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,手持“探照灯”,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了解较深。因为同时身为纪委书记,监督执纪问责再也无需瞻前顾后。

2017年,深圳某直管国有企业的副总因收受回扣600余万元被立案调查。此前,尽管企业时任监事会主席对该高管在经营中的异常行为早有察觉,但因为纪委对公司经营并不了解,监事会没有有力的问责措施,提交的线索未引起重视。

监督与问责的分离,导致企业监督成为了一句空谈。过去纪委书记并不参与企业经营活动,对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察觉;监事会主席虽然监督内容涵盖方方面面,但问责力度偏弱,常常是发现了问题却没什么办法解决。

“新模式破解了监事会监督和纪检监督的难题。”深圳市能源集团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龙庆祥介绍,“纪委和监事会在监督职能、对象、范围、惩处权限上各有差别,通过新模式,可以真正实现各司其职、资源共享、职责互补、整体联动的监督格局。”

深圳市水务集团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左雄对此也深有同感,他说,“党委会议,以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身份参加,董事会、经营工作会议可以以监事会主席身份列席。纪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集于一身,更便于开展监督执纪问责了。”

整合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、财务总监、专职董事、专职监事五支队伍,构建纪检监察、监事会、财务、内审、内控、风控六方面监督资源协同配合的“六位一体”大监督格局,建立起了一支近200人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……自推行市属国企纪检监督体制改革以来,深圳市属国企全面推行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新模式,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。近两年来,深圳市国资委纪委查处了某企业董事长严重瞒报个人事项申报案、某集团原高管易某严重违纪案、某企业公款旅游案、某企业财务人员失职渎职被骗案、某企业违规发放福利案、某企业安全事故问责案等一批典型案件,在深圳国资国企系统产生较大影响。

通过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,在增强监督权威性独立性、配优配齐监督力量、优化工作机制、提升监督整体效能等方面进行改革,深圳市不仅切实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,有效破解国企同级监督难问题,也为深圳下一步国企改革,为国资国企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益、更可持续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。

2017年,深圳市属国企资产规模、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上缴税金实现“四个翻番”。截至2018年10月底,市属国企资产总额3.01万亿元,较年初增长15.1%;1-10月份,累计实现收入3.18万亿元,同比增长34.6%;实现利润总额565.7亿元,增长15.6%。